“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要超过礼仪规定。如果家里没钱，那么只要装殓时义务能够盖住死者就行了。丧事只要尽心尽力了，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了。所以办丧事时，与其缺少哀痛之情而使用过多的礼仪，不如礼仪不完备却充满哀痛之情。”孔子的意思是，礼仪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情流露。

到了这个时候，孔子对形式上的东西就远远不如从前那么看重了。

问题在于，孔子被圣人化被神化之后，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了。既然这样，矛盾就被强行掩盖或者忽视，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就被熟视无睹，进而被认为原本就是和谐的一体。

后世统治者打着儒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半儒半法半道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而这样的矛盾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有了孔子这个矛盾体的存在的，也就是说，不论怎样做怎样说，都能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这样做的前提是否定孔子本身是矛盾的，所以，宰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让他存在的，所以要编造他被杀的假历史，提醒后人不得质疑孔子的自相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能够很自然地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譬如：急流勇退、急流勇进都是对的，好死不如赖活与士可杀不可辱同时运用着。堂皇的大道理和世俗的小道理之间的矛盾能够坦然共存，永远有道理。只要是领导，只要有权力，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以为这是中华语言的特点，其实不是，这是这个民族思维的问题，而这样的思维，就来自于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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