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伤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说家刚一开口说出头几句话，全场就肃然无声了。整个大厅的人全都盯着他。他一开始就说得异常直率而随便，口气很自信，但却没有一点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辩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感情洋溢的语句。他就象在一小群抱着同情态度的熟朋友中间讲话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悦耳，他的声音里就仿佛带着一种诚恳、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位演说家是善于突然之间变得十分慷慨激昂起来，并且“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打动人们的心弦”的。他的语言也许不象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那样合乎规则，但是他不用长句子，却表达得更为准确。只有一件事情是太太们不喜欢的：他似乎一直弯着腰，尤其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更是这样，并不是在鞠躬，却好象是竭力向前冲着身子想要朝听众扑过去似的，而且几乎就象把他那长长的脊背的一半弯了下来，在他的细长的腰上安装了一个铰链，使它简直差不多可以弯成九十度的直角。他开始说得仿佛有点散，似乎不大有系统，分别一件件地就事论事，但最后却联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以分成两部：前半部是对于公诉的批评和辩驳，有时带着恶毒和嘲弄的口气。讲到后半部，他仿佛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连说话方式也变了，一下子变得慷慨激昂。会场的听众似乎正等候着这个，高兴得战栗起来。他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正题，起头先说他虽在彼得堡履行律师职务，但到俄国各城市为被告辩护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辩护的总是那种他自己深信他们无罪，或预感到他们是无罪的人。“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解释说。“从读最初报上的通讯，我就异常吃惊地觉察到了一点对被告有利的情况。简单地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种法律事实，这样的事实在司法的实例中虽然累见不鲜，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象在本案中那样完整而且富有特色。这事实我本来应该等我快要说完话的时候，在结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现在我却想一开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开门见山，不想故弄玄虚，拖延不说，以求制造效果和惊人的印象。这在我来说也许是缺乏计算，但也恰恰说明，这是诚恳的。我的想法、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尽管大量事实的总和确实于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单独地加以分析，却没有一桩事实可以经得住批评！我越往下注意报纸的记载和各项传闻，就对于我的意见越加确信。这时，我忽然从被告的亲属方面接到了替他辩护的邀请。我连忙立即赶到了这里，而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更加完全地确信了。我现在承担为这个案件辩护，就是为了要击破这个可怕的事实的总和，证明据以指控的每个单独的事实是多么没有根据，而且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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