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做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写作的人提起胡适，首先想到文学。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众声喧哗的诱惑，抵抗新闻记者的挖掘。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余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一九五二年，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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