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诊室里心无旁骛地看病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几个月后，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进驻奥地利。那个政治上风云变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个题为“焦虑不安是一种时代现象”的演讲，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突然，大门被撞开，一名纳粹冲锋队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门口——他也许是许士尼格[1]派来的？我心想。很显然，这名冲锋队队员是来捣乱的，他想迫使我中断演讲。

我对自己说：一切都有可能！继续讲下去，让他忘记自己是来这儿干什么的！要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我盯着他的脸，一直说个不停。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演讲结束才缓过神来，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场雄辩风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赶，布拉特大街上已经站满了欢呼雀跃、摇旗呐喊的游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亲在哭泣，广播里许士尼格正在向民众发表告别演说，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氛围弥漫开来。

说起我的演说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几年之后，我已是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请同事们来家里吃饭，席间我妻子坚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仅仅是想从他嘴里知道大家给我起了什么外号。最后他终于说漏了嘴，告诉我们大家私下里喊我“疯子戈培尔”。我和妻子都觉得这个外号不错，上帝送给每一种动物一样御敌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类的，而他送给我的就是演说才能。每当我结束演讲，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我就变得很难对付。那些攻击我的人，听了我的回答后就笑不出来了——他转而成了观众嘲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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