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 150 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 20 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1997 年春天，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书记吴川生带专家组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先从战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对我满意的评价，之后又到我家里进行家访，征求我妻子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航天员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下训练和执行任务，而妻子的态度至关重要。看似随意的问话，其实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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