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对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烈，根本无法压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行动，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决策，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吧，但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人们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无休止的战争记忆犹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人民最想要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试图对欧洲版图重新划分，并想以此来保证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是因为他们用心险恶。总的说来，他们是沉湎于对平静的青年时代的幸福日子的回忆中的守旧派，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的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这是一种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人民必须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方面，他显得极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宣扬这样一种新理论：“民族性既不是一个政治边界问题，也不是圆颅骨或阔鼻梁的问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情感问题。”在他们教育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很快，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并在封建城堡的废墟下发现他们伟大种族的遗骸，并认为自己是他们软弱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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