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准备过程中，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受到较多的重视。应该指出，随着红军的逐渐壮大，苏维埃区域逐渐稳固，红军正规化建设得到更多强调确属顺理成章。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对红军将士提出要求：

第一，我们应该最好的来使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射击、刺杀、高射、手榴弹之掷抛、机关枪自动步枪之熟练的使用，火力之配备及协同动作，基本动作之纯熟，警戒的严密，行军、夜间动作、冲锋等等，必须使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发扬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确的熟练的使用我们一切现有的武器与技术。第二，我们必须最好的来防御一切敌人的新式武器与夺取他们来武装自己。譬如防空对空射击、防毒、坦克车、装甲浅水兵舰等等，在五次“围剿”中必定将更多更大的采用这种新式武器，我们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了解这些武器作用与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致于在它突然出现时，给我们以慌乱或重大的损失，并且要夺取这些武器为我们使用。第三，对于指挥员应该是更大的加深战术与战略的研究，要最灵活的运用我们在国内战争中丰富的经验及最新战略与战术的原则。[87]

在苏维埃运动中享有很高声誉的领袖方志敏也提出：“游击主义的残余，什么事都随便、马虎、不认真，以军事为儿戏，这是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工作中最有害的残余。”[88]其实，毛泽东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和正规化建设曾有中肯评价，他认为：“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89]这都正面肯定了一定条件下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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