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的文艺界，我个人原是非常陌生的。50年代后期虽也在《自由中国》投过稿，但在该刊关门之后，我便未在台湾报刊上写过一个字。一直到1977年刘绍唐先生来美国拉夫，要我替自己的英文作品（编者按：此处指《胡适口述自传》）做点翻译汉文的工作，这样我才替“刘传记”写了些“打差文章”。本拟译完就搁笔——对台湾的文坛实况和写作阵容，并未深入观察，也无心及此。

我之开始阅读台湾的文艺作品和群众性的学术著作，老实说，实在是从翻阅“人间”副刊开始的。那时承《中国时报》大批按时航寄赠阅。我原是中国农村出来的，不习惯于浪费，眼看这样万里外航空寄来一束束印刷精良的报纸，不加翻阅便胡乱丢掉，未免太浪费了。由于“免罪过”心情的驱使，我才一篇篇地翻看一下，这样才使我逐渐深入，不能自拔。

30年代，读中小学时代，我曾经是个副刊迷。对那时的副刊作家，什么鲁迅、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可倒背如流。彼时政府的“文网”还算不上太密，这批人又托庇于租界，所以能畅所欲言，而读报的青年，又正是崇拜英雄最忠实的年龄，一卷在手，废寝忘餐……在我个人褊狭的记忆里，30年代真是我祖国当代文艺和学术的黄金时代。

后来抗战开始了，报刊少起来，而左右各派大作家的框框反而愈来愈重。青年大学生的脑袋又一天天地独立起来，不愿意“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因此对“框框文学”兴趣也日渐减退，甚至觉得“时下少可看之书，坊间多欠通之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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