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明与帖木儿帝国交往史的学者中，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占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们提到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邵循正先生是走在这个潮流前列的杰出学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对比的方法用于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发表《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注：初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单行本，1936年10月；重载《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将帖木儿帝国史臣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著作的有关明朝之记载与《明史·西域传》比较，多有发现。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交流较少的缘故，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

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名曰《两颗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因而此书在上个世纪就已引起欧洲内陆亚洲研究学者们的注意。法国学者迦特梅尔于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此记载译为英文，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当时虽然欧洲已有学者研究《两颗福星之升起》中有关明与帖木儿往来的史文，但受时代限制，他们均未将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的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本世纪初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有关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并将其部分译为法文。布洛晒在诠释撒马尔罕地的记载时，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启开了利用汉文与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与西域关系的大门，有开山之功。上述欧洲学者的研究成为邵循正先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无满意之作；本世纪初以前的学者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布莱特施耐德虽收入了张伯斯所译《两颗福星之升起》，但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布洛晒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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