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定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思）”（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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