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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